当卓越与卑微相遇

    明四家的前三位文徵明、沈周、唐寅皆是出自诗礼世家的文士，唯有最后一人仇英是画工出身，也是最年轻的一个。

    仇英，字实父或实夫，“实”字的古意是指以货物充于屋下，这恰恰暗合了仇英的突出特点正是真功实学：他深谙画理，不仅最擅人物，也同样能够很好地驾驭山水花鸟、界画楼台等几乎所有题材；他不仅精进于细笔一路，亦有遥接李唐、马远的粗简水墨一类；他不仅能够几近乱真的临摹，同时也可以融合古人幻化风貌……正如庄子所说“技近乎道”，一项技法学习到极其高明的层次，才能进而为精神追求与人生体悟。

    可这卓越的画功有时也像把双刃剑，给本来就出身卑微的仇英带来了非议。他时常受邀与文徵明合作，但王穉登在其老师文徵明的《湘夫人图》题跋中贬低仇英细密画风的柔弱无力，说老师的画“非仇英辈所得梦见也”。 美国学者高居翰的《江岸送别》中也指出仇英的绘画题材主要取决于项元汴、陈官等赞助人，自身缺乏文化素养。

    自元代对诗书画一体以及对萧疏荒寒“士气”的崇尚以来，这种鄙夷“匠”和“匠气”的观念由来已久明末最炽。当时的艺评家李日华看到了弊端，说“真工实能之迹”皆被人视为匠气，这真是“千古不平之案”。高流雅士胸臆中的虚澹荒寒其实并不与精妙的画工互相排斥，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才是士体和匠体共通之处。

    何谓“士”的真意？《说文解字》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天地之数，从一开始，到十结束。孔子的解释是“推十合一为士”从众多事物中推演归纳出一个根本道理的人，就是高明的士。赵孟頫的“士夫画”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并非今人狭隘的理解为入仕的画家或者仅仅文化素养高的画家。

    对仇英的另一种质疑是说他大量摹古，缺少创新和个人风格。 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有一段客观的评价：“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用意之作，实可夺伯驹、龙眠之席。”仇英的拟古也印证了“士”的真谛，不只临赵氏一家几近逼真，还对传统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临摹古代诸家皆能得其精髓，不拘泥于一家一风，兼收并蓄，从而在创作上方能集其大成。

    仇英的画虽然如沈周、文徵明一样追求雅致，但他改变了沈周、文徵明花鸟画中明显的清冷气象，于晚年婉转而内敛地表达出另一种隐匿于绚烂繁华之下的不胜寒意，其中境界，似乎更需要有品位、有层次的观者耐心玩味。

    (《北京青年报》11.20 杜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