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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美术馆“黑白力量——凯绥·坷勒惠支经典作品展”的展厅，人们很容易就沉静下来，噤声默默观看；除雕塑外，整个展厅的画作、色调都是黑白两色，加上主题的严肃与批判性，气氛肃然。此时就会想起鲁迅写下的句子，“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鲁迅也是最先将坷勒惠支介绍到中国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木刻运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867年7月8日凯绥·坷勒惠支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今属俄罗斯，更名为加里宁格勒）。早期主修铜版画，随后又精研石版画与木刻，晚年因目力不及，主要从事雕塑。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家庭对坷勒惠支的艺术选择影响很大。她认为美只存在于穷苦人的生活里。“哥尼斯堡的搬运工人对于我是美的，人民豪爽的举动，对于我是美的。”
1933年纳粹上台，不少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都遭到迫害，带有社会主义反战思想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也被禁止参加展览。此时，她却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声援。她的艺术为底层抗争史作传，为受苦的同胞呼喊抗争，这与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抵抗之美不谋而合，他们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康有为、陈独秀等人都关注到美术在启蒙民智中的功用。鲁迅并不看好油画，当时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且油画所需原料昂贵而难以获得，印刷易失真，也不利于流通。鲁迅认识到“要启蒙，即必须能懂……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他进而发现了“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版画。
中国本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版画的国家。古典版画与现代版画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画、刻、印分家，刻工复制画师的原作；后者则是创作木刻，全由画家独立完成。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木刻版画，主要为佛经、书籍插图、年画等，偶有画谱、笺谱。鲁迅倡导了新兴木刻运动，将现代版画引入中国。他在《新俄画选》小引中写道：“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物质匮乏的战乱年代，颇有现实意义。1929年，鲁迅第一次看到坷勒惠支的画，就认定这就是他一直寻找、最宜输入中国的版画。
鲁迅写过，有的青年认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这是误解，艺术应像珂勒惠支这样，“正确地，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大众的生活和痛苦”，而且充满艺术的“有力之美”。20世纪30年代，鲁迅开办“木刻讲习会”，频繁与木刻青年座谈、通信，敦促他们学习坷勒惠支的艺术思想和鲜明刀法。1932年，国民党破坏进步青年们组织的春地画会，年轻的画家江丰被捕，鲁迅给狱中的江丰送去《坷勒惠支版画集》，鼓励他继续从事木刻创作。除此之外，李桦、胡一川、郑野夫等中国第一代重要版画家都深受坷勒惠支影响。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早在1925年就在德国认识了坷勒惠支，两人结为好友。1931年，鲁迅托史沫特莱求购坷勒惠支版画原作，先后买下共22幅版画。同年2月，柔石、胡也频、殷夫等几位左翼革命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回忆：柔石牺牲后，想到“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他选了珂勒惠支《战争》组画中的一幅《牺牲》，刊发在1931年9月《北斗》杂志创刊号上，这是她的作品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表。画中赤裸嶙峋的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献祭般地托出她的孩子，背景是一片未知悚然的深黑。
在逝世的前一年，1935年，鲁迅在病中自费编印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书的扉页后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鼓励“盗版”，希望该书能广为流传，寄予着鲁迅殷切的希望。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3期 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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