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意义

    1985年，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刚刚经历了“文革”，正处在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柏杨这本书将人们的思考再次引向国民的劣根性，燃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热情。

    当年此书给国人的最深印象就是“窝里斗”，令人联想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其中的残忍与愚味显然在历史中能找到根据。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然而，时移世易，上世纪90年代后国人的反思掉转了一个方向，中国的问题其实不在文化，而在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柏杨们于是又成了罪人，国民劣根性的说法原来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它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

    无论是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都是在寻求现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始终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相信，事物的背后只能有一个解释。不能说对制度的反思没有道理，尤其在今天，制度建设也许比文化问题更为重要。但是，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进行的，它的路径选择与共同体的固有观念、习俗以及民族性有着密切关系。文学知识分子的职分和情怀就是关注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人性，诊断社会的病因。对社会而言，文学家的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因为这会促使我们去思考，去试图改变。

    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中国文化的问题，立刻便被骂成崇洋媚外。如果我们将这一切全归于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逃避个人责任的态度，同样又回到了柏杨的话题。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也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意义所在。

    （《社会科学报》11.19 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