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
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
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
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的视角,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进步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入手?我们从观察到的一个“奇怪”现象说起。一方面,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风险投资却“过剩”了。原因何在?显然,好的创业创新项目不足,最终是能够提出并实施这些创业创新项目的“人”不足,是症结所在。
这里,“人”是自然人,也是法人。创业创新行为可以是自然人所为,也可以是法人所为。因此,聚焦于和“人”及“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当我们对阻碍、甚至禁锢新的增长动力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时,重点就在这些领域。
为此建议,我们应当以“形成新增长动力”为聚焦点,进行相关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或系统设计。
(《文汇报》11.18 陈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