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希冀中,大学不仅应该成为学者和学生永久的“精神家园”,也应该成为保护社会文化和文明的“最理想堡垒”。这样的赋予与企盼,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学自身本质属性和大学人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首先,大学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特殊“文化身份”的组织;其次,大学文化是崇尚批判的理性主义文化。
大学文化之所以具有理性主义的批判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学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很多社会学家研究发现,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天然批判本性和检讨意识。海曼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的阶层,是一个没有直接的自身利益或私利的阶层,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就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摆脱那些特定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性、自私性和肤浅性,从而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公正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理想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有缺陷的社会,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严肃的思考。显而易见,批判和质疑成为知识分子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工作方式与思维习惯。
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活动都与知识保存、知识发现和知识传播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由于大学教师享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权威,这往往导致他们能够从知识的理性出发,以社会公正为尺度,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批评那些违反理性与正义的当权者。
批判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理应成为社会批判中心,成为具有批判性的机构。大学的批判性至少包含双重含义:其一,批判性的大学被赋予了批判的功能,肩负着批判社会之职责;其二,大学的批判性还包括对自己的反思与自我的批判。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进入“风险社会”。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大学自身的环境和发展状况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一些西方国家,大学的合法性危机似乎已不可避免,大学人的“精神家园”正不断受到腐蚀和侵害。
在我国,学术界对大学的批判虽不像西方学术界那样的猛烈,但类似对“大学精神迷失”“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大学文化自觉性缺失”等问题的反思和检讨始终没有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当今中国,大学自我批判精神都应该是大学文化的应有之意。
一般来说,自我批判比社会批判更加不易,因为社会批判是按大学的标准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而自我批判则是对大学自身的反思。如果说大学对社会的批判来自于大学的自我良知和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大学的自我批判则需要大学人的自觉和勇气,是大学的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
(《社会科学报》10.22 施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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