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

    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开启‘唯科学’之路”，致使“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新文化运动伊始，高扬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而且“民主”在前“科学”在后，何来“唯科学主义”？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和滥觞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别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即使追溯到古希腊，“人文”与“科学”也很难分开，哪个科学家不同时是人文学者？同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哪一个又不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腐朽的传统文化？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的分明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目的是让中国社会从“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中彻底走出来，让每一个国人都争得“人”的地位。他们何尝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应该灭亡的”？恰恰是胡适率先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

    再说了，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离开了理性与逻辑，是无法求真和证伪的。连真伪都分辨不清，又谈何“人文”？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以“文学改良”作为突破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新文学开拓者们，何尝无视“感悟、直觉、情感、信仰”了？

    有学者将启蒙说成“一把双刃剑”，认为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此话貌似有理，但这种说法无疑搅浑了“启蒙”的概念，因为启蒙绝非灌输、蛊惑。真正的启蒙是让人摆脱内心的黑暗和蒙昧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问题，在思想自由中寻求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

    （《书屋》2015年第9期 柳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