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能“不问天下事”

    想当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先生曾激烈抗争；到了弟子罗哲文，口气明显缓和多了。因为，“奋力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罗哲文面临更多的是无奈”。对于新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侯仁之先生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也发挥了作用，可到弟子李孝聪一辈，已无力影响开发商与地方政府。

    并非弟子不努力，而是时势变了——政府越来越自信，开发商越来越有力，至于学者，或言不由衷，或力不从心。不能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全都拒绝“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问题在于，既然他们的“文章”不被今天中国的读者接纳，更不要说激赏了，其“道义”也就很容易随风飘逝。

    我的基本判断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果还想坚守自家立场，单靠办讲座、写文章，已经很难影响社会了。今天的中国大学，学科边界越来越严苛，评价体系越来越精密，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在各自的小园地里努力耕耘，鼓捣自己的大课题小课题以及好论文坏论文，而无暇他顾。并非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当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教授们，借助《新青年》等平台，纵横驰骋，迅速跃进，带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思考，深刻影响了社会进程，至今令人神往。

    可是，这种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俗的写作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不被算作“学术业绩”，因而被很多精于算计的年轻教授们轻易地抛弃了。这实在有点可惜。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仅建筑师有必要走出设计室，面向公众，阐述自家理念，普及专业知识，影响舆论并培养读者；所有被现有的院系科室条条分割的专门学者，都有这个义务。可以有“不问天下事”的专门家，但如果从业人员全都躲在象牙塔里，或忙于完成“甲方”的委托，而不愿意与公众展开深入浅出的对话，让人家明白你们的“苦心孤诣”，最终可能葬送整个学科的前途。

    （《北京青年报》10.10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