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公共政策用好“大数据”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兼顾物价、工资增长、养老基金承受能力等多方变量，实现制度化、定量化的“全自动调整”，长远来看既能促使养老待遇跟上社会发展，也能保证财政和基金压力维持在可承担的水平上。这一理念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例如在美国，只有当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超过3%才会启动调整程序，德国则主要参考工资增长率来确定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幅度。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通常是基于各个部门分别上报的零散数据，综合考虑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民意调查等。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完全可以引入“大数据”理念，将理性的数据分析与感性的经验判断结合起来作为决策依据。

    比如在交通方面，可以根据车流方向、密度来适时调整交通信号灯，让出租车在打车需求缺口最大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在健康医疗方面，通过研究气温、病种、门诊量的变化，可以预测未来传染病的发展趋势……大数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应用空间，只会越来越广阔。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用好“大数据”，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第一要务。其次，要革新现行的公共决策程序，增加数据测算和实证研究环节。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曾提到，“数目字管理”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益愈发复杂、观点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中，这一“用数据说话”的理念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了保证各项决策更加趋近科学合理，未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多让数据“说话”，并让数据说的话更有分量。

    （《广州日报》10.9 张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