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应继承杜润生的思想

    10月9日，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杜润生辞世，享年102岁。

    杜润生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杜润生曾说，中国改革要过两道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把这两点适用于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上就是，一要增强农民财产与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二要保障农民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权利。杜润生曾说：“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这一说法直指问题的根源。下一步的“三农”改革需要做的是在确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的财产以更大的流动性，因为财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增值。同时以户籍改革等方式，更大刀阔斧地向城乡二元结构开刀，让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缩小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

    正如杜润生所说的，如果农民还生活在古代，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所谓古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民依附于土地，无法在根本上转变为市民，就像今天的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从此意义上而言，“三农”改革需要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改革，在根本上消灭城乡二元身份，同时通过整体的市场经济改革，消除各种政府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让三个产业的调整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让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变为市民。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各种人为藩篱，释放转型空间。

    杜润生的思想和探索历程，将始终是中国“三农”改革的一笔宝贵财富。

    （《21世纪经济报道》10.9 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