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解放”之后

    1969年6月9日，经过2年零7个月的“监护”和多次批斗后，万里的审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审查结论是：万里在“旧北京市委”里“陷得不深”。这一天，毛泽东批示，万里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工作。

    北京卫戍区接到毛泽东批示，立即解除对万里的“监护”。万里获得自由——用“文革”流行语来说，这叫“解放”。

    接受“再教育”

    “解放”后的万里已经不认识自己家了，他的家，早已从他被抓时的裱褙胡同四合院迁至丁家坑的普通居民楼里。

    那时候，万里的家人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之下，8口人分散在6个地方，留在北京的，只有万里的老母亲和“小五”万晓武。万里来到丁家坑居民楼5楼，母亲几乎认不出他，因为两年多的折磨，53岁的万里白发骤增，显得那么苍老。 

    万里“解放”后，按照当时的惯例，需要“过渡”。作为“过渡”的第一步，万里被安排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检查自己的思想。“过渡”的第二步——他被安排到首钢劳动。别看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可干起活来从不示弱，七八十斤重的压箱铁，他咬牙也要搬。

    万里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首钢埋头苦干。他开始戒烟。离开首钢后，他抽了几十年的烟完全戒掉了。

    登上天安门城楼

    经过“再教育”后，万里完成了从“监护”到重新工作的“过渡”，终于得以重新分配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城建组”工作，没有职务。

    没有专车的他，每天乘坐103路电车上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他担任了工交城建组的负责人。他每天几乎不坐办公室，而是乘公共汽车跑城建单位。不久，他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文革”岁月，五一和十一到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方方面面的高级干部也随之出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翌日要见报。这份名单成为当时中国政坛的睛雨表。正因为这样，周恩来总是亲自审定，并尽可能把刚获得“解放”的高级干部添进来，给他们以公开亮相的机会。

    1970年5月1日，万里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哦，万里“解放”了——很多人从广播里、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

    1971年3月，万里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了秘书，有了专车。他的家也迁到了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四合院。

    万里的秘书许守和说，万里作风清廉，到什么单位，办完事就走，从来不要人家招待。许守和还提及，跟他差不多时间担任万里秘书的还有于廉。于廉有很好的国学功底，他的独生女于丹如今很出名，她4岁开始学《论语》，启蒙老师便是于廉。

    尽管万里身边有于廉这样的“笔杆子”，但他讲话不用秘书起草，通常是自己拟好提纲，上台去讲。只有重要的报告才需要组织班子起草稿子，他通常会很详细说明自己的思路、观点。

    主持修建北京饭店新楼

    万里“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主持了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又主持了北京饭店新楼的建设。建造首都十大建筑，是中央下达的任务。建造北京饭店新楼，却是万里的主意。

    1972年初，北京饭店打算扩建。饭店总经理宋新民计划把北京饭店老楼东侧的铁道部楼房改建成对外餐厅，于是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请示。对城市建设富有经验的万里认为，与其小修小改，不如干脆把北京饭店老楼连同铁道部楼房一起拆掉，改建一幢新大楼。这一“大刀阔斧”的建议使宋新民眼睛一亮，立即举双手赞同，于是他们初步商议了兴建北京饭店新楼的方案。

    北京饭店新楼于1974年夏季完工，共19层，由于在10层就能看见中南海，在装修时，其西侧的公共设施和客房门安装了压花或磨砂窗玻璃，挡住了西望中南海的视线。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35期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