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那么近，又似乎那么远

    蒙古国驻华大使近日透露，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中，观礼者将包含蒙古国高层领导人，阅兵外军方阵里也将有蒙古军人的身影。这个与中国陆地相连最长的邻国，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因为历史纠葛，还会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

    8亿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半个月，中蒙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7月，共和国首位少数民族大使吉雅泰（蒙古族）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赴任。由于蒙古国国内劳动力短缺，在会见吉雅泰时，蒙古总理乔巴山直接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因为朝鲜战争，中方的回应晚了几年。1954年，周恩来总理致电时任驻蒙古大使何英，让他与蒙古方面接洽，“希望了解我国给予何种帮助。”时任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列出的要求是：“大致需要1万工人，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来一批，并带家属，居留期限越长越好。”他还提出了特别请求，要中国的“翻译、医生、教员、政治工作人员也同时来”，“希望中国工人的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中国”。

    中方很快答应了蒙古的请求，这是中国经济援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劳务输出。除了派人，还有“送钱”。仅至1960年，中国就给予蒙古超两亿卢布（旧卢布，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贷款。用这些援助款，中国工人为蒙古建成了工厂、发电站、桥梁、住宅等项目。

    “8.9”事件

    1960年6月，苏联公开反华后，地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明显地站在苏联一边。

    1963年，时任蒙古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1964年4月，蒙古国政府更是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要求上万名中国专家、员工及其家属，三个月内全部离境。

    如果在蒙留守人员回国，那么十几个经援项目将无人控制，所以他们只能坚守。蒙古政府以留守职工已失去在蒙古国居住的“法律根据”为由，断绝了他们的生活供应。留守人员自己养猪、养羊、养鸡，自建暖棚种蔬菜，夜间点蜡烛，大小便到露天厕所，生活相当艰苦——到1973年还剩82人。

    1967年8月9日的北京，发生了一件对中蒙关系影响更为严重的事件。

    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策伯格米德的专车，司机启动汽车时，车轮轧上了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海报。在场的红卫兵怒火中烧，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质问、批斗，汽车被掀翻、点燃。最后，蒙古司机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写下认罪书，后被驱逐出境。

    当晚，蒙古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蒙古使馆刘代办，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事承担责任。刘代办以不了解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1967年9月30日，驻蒙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方最高来宾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10月，蒙古政府撤回其驻华大使。

    “敏感问题还是有”

    1970年代初，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下来，蒙古迅速觉察到了变化。

    当年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突然约见中国驻蒙使馆吕代办，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包括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云登强调，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所以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1971年，中蒙双方互派大使，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在19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蒙古对华几乎有了180度转变，但“中国威胁论”与中蒙历史纠葛，使得两国关系发展虽快却又磕绊不断。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在头版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

    1999年8月，黄家骙大使赴蒙古履新。在黄家骙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官员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比台湾问题更棘手的是达赖。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此后至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

    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黄家骙说，但“敏感问题还是有”。

    （《看天下》2015年第21期 易萱 张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