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片《大圣归来》,让“美猴王”孙悟空成为眼下的热门话题。而“孙悟空原型是古印度经典《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话题也再次引起争议。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在本世纪之初,胡适就曾经提出过孙悟空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观点。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在现实世界里,对于孙悟空的“原型”也有不同意见:敦煌的以西天取经为题材的壁画中,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在史书中还记载了唐朝一位叫悟空的和尚,他还参与过佛经的翻译。
这些讨论至今余波未消,反映出中国人的某种思维定式。2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杂文《混血的孙悟空》,其时正是东南沿海大开放,思想大交锋的时期,对外开放往往与民族自豪感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欲说还休”的情结。这种情结无疑是在近代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凝结沉淀而来的,表现出两面性,一面要“师夷之技”,一面又担心失去自我。甚至在考古事业中,也总是想证明,中华文明的一切都是独立发生的,青铜器是独立发明的,彩陶也不例外,甚至人种的演化,都希望把元谋猿人与北京人连成一线。
这里似乎有一个死结,好像文明谱系的伟大在于它的纯正,容不得哪怕一点外来的东西,但这样的文明世界哪里去寻,又怎么能够成为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呢?
把孙悟空看作是一只“混血”的猴子,其实没必要那么敏感,也没那么重要。这是丝绸之路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道理。不管是物质形态的文明还是精神文化形态的文明,有容乃大。回顾丝绸之路曾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在相互交流中再创造。
(《北京晚报》7.28 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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