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为何大批青年去延安

    “七七事变”发生时，有些学校能很快做出反应，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决意南迁，但还有很多大学，特别是中学在突发局面下无法迅速有组织地做出反应，大量学生就流散了。

    国民政府想要短时间内解决流亡学生和失散青年的安置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教育部自战争一开始，就先后在河南、陕西、广西、重庆等九省市设立收容性质的“国立中学”共34所，也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时训练班，一方面安置流亡青年，一方面培养党政军队人才。

    1938年初春，一个家住西南的16岁女学生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舅舅，吐露不满与冲动：她生活平安，觉得自己离“救国”这个时代的主题非常遥远，心中不满。她也对政府不满，觉得政府给民众施加“高压”。另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她又觉得拖累了家庭。有意思的是女孩对家庭的感觉：母亲指望军人父亲归来时带一笔发财的钱，而她认为黯淡的救亡前景和政府不可能让发财梦成真。她用无味、不行、失败、黯淡形容眼下的日子，希望破网而出。

    当时教育部的基本政策仍以稳定为主导，提出“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原则。据黄坚立的说法，此种政策也还是在提防共产党在青年人中的运动能力。

    中共的心态就解放得多。周恩来在1937年12月对武汉大学学生的讲话中称：“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周恩来对青年学生的规划也与“变动的”“战斗的”一致：“到军队里”“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抱着这种教育理念的不止中共，教育界有不少人主张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彻底更张教育制度，配合抗战需要，甚至有人认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立即停办，让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而“南京撤守以后，战时教育议论更甚嚣尘上”。

    延安施行的正是战时教育，它要培养的不是高知、学术人才，而是以经济实用的方式培养抗战干部。这时候的延安有三所学校接纳外来的青年：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吴堡青年训练营。

    “抗大”档次最高，主要培养军队干部，教育以政治、军事技术训练为主。“陕公”学制一般为两三月，课程同样以政治军事为主，培养行政、民运干部。这样的教育制度在当时有切实的优势：首先，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环境；第二，学生毕业后服从分配，避免失业；第三，抗大、陕公收录学生不以文凭为准，且年龄放宽，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

    很多年轻人青睐这种短时有效的学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对中共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肯定。

    到延安去的路途很辛苦。首先要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华里的山道，可通汽车，也可步行。坐汽车一般两天可到延安，步行则需要12天。汽车数量稀少，大部分去延安的年轻人都是结伴徒步北上。

    陕北的生活很艰苦，很多学生挤在一个土炕上，夜里寒风从纸糊的窗户吹进来，常冻得人睡不着。老鼠、跳蚤和各种虫子很多，洗澡是件奢侈的事情，伙食更说不上好，严格的准军事管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也有学生很快对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有了批判，随后离开延安。但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了陕北，接受全新的训练和改造。

    （《东方早报》7.9 范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