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国民党暗箱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中共皆了然于胸，蒋介石始终不知道，坐在他身后的速记员沈安娜，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王牌录音笔，也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步窃听器。

    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幕后司令部，中共特工遍布山城及各大战区的核心部门。“蒋介石上午在重庆骂了娘，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知道了”，这句玩笑话并不夸张。

    中统给共产党当“义务保镖”

    “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陆军新编第四路军，在国统区设立办事处，便于两党两军的沟通。

    1938年，武汉告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叶剑英酝酿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最终选定了城郊红岩嘴的大有农场。建成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幢三层别墅，一楼是办事处、救亡室和专供审查用的“假电台”，二楼是南方局和图书室，三楼是机要室和“真电台”，警卫昼夜放哨。

    “八办”另有一处办公地在城里的曾家岩50号，人称周公馆，用于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周恩来白天在曾家岩开会应酬，晚上回红岩安排地下工作。

    从红岩到曾家岩，沿途十余里常年蹲守七八十个特务。国共合作期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抓捕中共工作人员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只能没完没了地跟着。时间长了，互相都认得。中统特务说，我们是给共产党义务保镖的。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回家，他转过身对盯梢的两个特务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特务真的接过书一直把郭沫若送到家门口。

    皖南事变连锁反应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关系有全面破裂危险，周恩来疏散了办事处三分之一的干部，他和少数工作人员留守继续工作。邓颖超把母亲遗物和周恩来心爱的小物件寄存在朋友家，说万一不来取，就留作纪念。

    皖南事变使中间党派人人自危，连共产党军队都可能被围剿，手无寸铁的小党感到需要抱团取暖。1941年3月，在周恩来建议和组织下，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共给予民盟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支持。民盟在香港办报，南方局以“南洋富商”名义交给梁漱溟5000元经费。民盟内部各党派矛盾不少，周恩来出面请客攒饭局撮合关系。

    民盟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与中间党派联合起来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且中共成为联盟的领导者。以民盟作为中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结成更为牢固的统一战线。

    冲出“孤岛”

    1941年4月，海明威和妻子盖尔霍恩来到重庆，他们以记者和美国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华调查中国抗战和国共关系。蒋介石、宋美龄以国宴规格予以招待，席间滔滔不绝讲述皖南事变“真相”，但海明威没有把这些一面之词写进报告。

    几天后，海明威夫妇来到周公馆。周恩来从中共角度阐明了皖南事变来龙去脉。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海明威预言中共将接管中国。

    与海明威会面后，周恩来给延安发去电报，汇报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与美国人交朋友不再是蒋宋王朝的专利，中共以重庆办事处为窗口，开始突破外交封锁。

    抗战期间，有上百名外国记者驻扎在重庆，他们每天以俱乐部的形式聚会交流新闻，来自“在野党”的信息是他们感兴趣的。八路军办事处从1942年开始编印政论小册子，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民主生活，外事组不断把这些小册子送给外国记者。

    群贤毕至的重庆，既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国共两党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周恩来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完胜。解放战争时期，西南地方实力派除李宗仁白崇禧外全部起义。中间党派从重庆开始与中共合作、接受中共领导，并最终参与成立联合政府。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3期 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