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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秘密地向浙江、湖南等地投下带有鼠疫细菌的物品，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多少年来，日方极力掩盖细菌战的事实，蒙蔽国际社会。
鸡鹅巷里的黑死病
鸡鹅巷当年是湖南常德城的贫民区，在这片区域里，同兴酱油园和德丰祥酱园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们有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接受太阳的自然酿造。
死人发生在同兴酱油园西边的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吃完丈夫买的饺子面后，突感不适，高烧，抽筋。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
经鉴定，张氏死于鼠疫。不久鼠疫便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死亡者达到294人。
住在鸡鹅巷里的聂家林当年6岁，他说祸起于250多口酱油缸。因为日军的投掷物，棉絮、破布、谷壳等东西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多老鼠，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餐馆里的东西。
就在常德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老鼠开始频繁出现在常德街上，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
伯力士的曲线
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伯力士来到常德。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一只老鼠1块钱。成百上千只老鼠被交到医院。
人间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过了从动物到人的阶段，成为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染，扩散、发病和死亡极快。
伯力士从1942年1月开始，在常德解剖了6000多只老鼠，其中有很多疫鼠。一场流行病蓄势待发。
4月6日，33岁的主妇陈刘云发病，11日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肺鼠疫。虽然人间传染比鼠类间传染迟来一个多月，但伯力士绘出的曲线图上，人鼠之间发病的高峰惊人一致，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着不断发病死亡的人。
逃跑的死人
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建成了隔离医院。然而，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愿到隔离医院治疗，他们认为进入隔离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死了，而且还会开肠破肚地解剖。
为了阻断传染链，三座焚尸炉建在了常德城的西门外，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
由于恐惧，人们设法逃离。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后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运出城去。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然而，死神是很难关住的。1942年5月，桃源县农民李佑生进城贩猪，看到城里到处死人，又打针又隔离，很害怕。连夜买了一根绳索，从城墙上越城而去，结果在家乡引起肺鼠疫流行。常德鼠疫失控，鼠疫在常德各县各乡剧烈流行起来。
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1993年，当年“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业务日记”被发现，才确定常德鼠疫是日军撒下的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当时飞机携带了两只装有跳蚤的盒子，但因为大雾等使攻击条件不好而一侧的盒子没有打开，于是连盒子一起扔进了洞庭湖里，另一侧的盒子里的跳蚤全部撒在了常德城里。常德攻击后日军士气高涨，认定跳蚤是最有效的细菌武器。
1998年，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法院经过8年的审讯，宣布中国原告方败诉，但承认全部受害事实，其中认定常德（各县乡镇）的死亡数字为7643人。
（《北京青年报》7.7 南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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