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

    1945年10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北平抗战幕后黑手

    据抗战史学者经盛鸿等人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虽然如此，以赵登禹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他们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近千名学生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潘毓桂被逮捕后，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心中十分欢喜”

    日军控制北平后意识到，由于兵力有限，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以王克敏为首的“政府”内，驻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渗透到各部门及下属各省市。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争执的结果是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难逃一死

    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

    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得干干净净。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6期 齐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