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法与党纪:“双笼关虎”的制度逻辑
虞崇胜在2015年第2期《探索》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然成为中国反腐败的主旋律。这里说的制度,虽然包括不同层面的制度,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法和党纪。正是由国法和党纪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体系——“双笼关虎”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国法与党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制度结构逻辑来看,国法与党纪共同构成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地位逻辑来看,国法高于党纪;从制度执行逻辑来看,党纪严于国法;从制度发展逻辑来看,必须将党纪与国法衔接和协同起来,才能收到“双笼关虎”的效果。
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赵旭东在2015年第4期《社会科学》上说,“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于1962年提出的,其用意在于提醒西方人类学家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诸多研究。当前,一种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呼之欲出,它成为了新一轮“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主基调。主要体现为:其一,今日中国亟需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其二,人类学学科分支不断拓展,产生了诸如灾害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分支;其三,人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在最近20年蓬勃发展;其四,既有研究范式在日益发生着转变;其五,中国人类学在“走进”和“走出”之间,即作为一门学科跨入到其他学科之中,同时又始终保持其自身学科品质之间不断进行着自我的超越。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