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也没有能够击垮中国商人在诸如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其根本原因十分简单:中国的茶叶、丝绸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相当刚性,是典型的卖方市场。
导致中国定价权丧失的,是中国商人自身。鸦片战争之前,中英双方就围绕茶叶质量问题发生多次贸易冲突,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商人相当普遍的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亦是英国人通过压低茶叶等级,试图对华商的定价权发起挑战。
“大清制造”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外贸冲突的焦点。1872年,英国《整治假货法案》经修订后实施,对食品安全实行更严格标准,中国茶叶的质量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虽然英国的茶叶安全问题,主要是其本土的不法商人造就,但这并不妨碍英国人以这张“绿色牌”挑战中国茶叶,那些在茶叶短缺年代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质量问题,此时都被一一挑选出来,作为商战的武器。
质量之外,交通与通讯革命带来的新常态,也令大清商人无法适应,加剧了定价权的流失。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12个月的茶叶库存,茶叶的国际需求状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交通之外,通讯变革也在发生。1871年开通的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的越洋电报,不仅令行情能够迅速传递,外商可以根据电报开始经营买空卖空的“期货”,而且也令越洋调查生意伙伴的资信成为可能。
导致中国对大宗外贸商品失去定价权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是技术性的产能过剩、金融落后、质量低劣。更为严峻的是,当外交军事的惨败推动大清国财政成为“赔款财政”时,丧失定价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既影响了经济层面的造血功能,更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致命的伤害。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8期 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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