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高会霞在2015年第4期《中州学刊》上说,“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走向海洋,中华文明不是后来者
杨国桢在4月27日《北京日报》上说,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一支,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生几乎同时。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前,东夷、百越海洋族群创造的海洋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百越族群逐岛漂流航行活动的范围,从东海、南海穿越过第一岛链,到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诸岛,是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东夷、百越被纳入华夏文明(即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大河文明)为主导的王朝统治体系以后,海洋文明被进入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所承继、涵化,和汉化的百越后裔一道,铸造了中华文明的海洋特性,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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