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经典的复杂关系
詹福瑞在2015年第1期《南国学术》上说,经典与教育的关系至为密切,教育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优秀作品进入教材,不断扩大其传播和影响,使传统经典在不同时期得到确认;而年代较近的作品进入教材,获得了成为经典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经典进入教材后,通过教学,直接影响到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取向和阅读心理,成为其未来认识和阅读经典的前见。但是,教育对经典传播、建构的影响是有限而非无限的,所发挥的只是传承、传播的作用,而非一些人所认为的唯一的决定性作用。所以,那种坚持“教育决定了经典命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洛阳问礼”与邹鲁儒学文化
郭树伟在2015年第2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西周之初,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举措实则是对夏、商以降河洛文化的整理,而周公封鲁则为河洛文化东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春秋战国之际,容纳吸收了邹鲁文化品质的河洛文化以儒学的新面目出现,孔子的“洛阳问礼”具有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意义。“道术为天下裂”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发展,孔子师徒集河洛文化担当意识与邹鲁文化建构意识双重文化品格于一身,孔子“删诗定礼”是河洛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孔子之后的儒学实际上是邹鲁文化和河洛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河洛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