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绝大部分人和笔者一样,认为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提出新人口论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结果“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但是,梁中堂历十余年完成的新著《马寅初考》,忠实地还原了那段被人不断误读的历史。
《马寅初考》明确指出并不是马寅初先于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也不是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更与康生、陈伯达无涉。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马寅初听到毛泽东提出的计划生育的建议时写出了《新人口论》,而这个后来被予以极大关注的《新人口论》最早只是马寅初所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四篇附录之一。
1958年到1960年年初,马寅初确实受到过两次批判。但批判马寅初的起因和内容,是批判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尽管在被批判的内容中《新人口论》也是其中之一。马寅初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在当时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原罪”即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所导致的批判,在当时属于“常态”,北大冯友兰、翦伯赞等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
那么,“文革”结束后在为马寅初平反的过程中,为何极其强调其由于《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以及为何特别强调康生、陈伯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或许与当时政府推进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在长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下,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势必受到多方面的阻碍与反对。通过宣传强调马寅初由于《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尤其是通过“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极力制造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舆论,更容易获得公众对推进计划生育的认可与接受。
(《文汇报》3.20 刘社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