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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5年03月26日 星期四

    做学问何以成为做人的训练

    《 文摘报 》( 2015年03月26日   06 版)

      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把“乌托邦”定义为一种“超越现实”而具有破坏力的思想取向,其“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部分地或整个地破坏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事物的秩序”。

      曼海姆也指出了两种对乌托邦概念的滥用。一是把一切与现实不符的思想都称为乌托邦,贬之为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这常常是既得利益者的想法。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现行秩序看作“一个根本没有区别的整体”,忽视了“不同国家的特有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别”,也“使人们注意不到任何历史和制度领域的演变倾向”。对他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破坏:“只有在乌托邦中和革命中才有真正的生活”。

      很明显,这两种对立思维都太简单化了:我们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这些论者的意向不在事物本身,而将对事物的认知放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考量,最终是其社会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当然,他们不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而是采用学理辩论的方式,将自己的利益道义化。

      我举乌托邦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曼海姆笔下这两种极端观点,在目下中国并不罕见。

      其次是想提醒大家警觉各种滥用概念的现象。比如,我们常常见到有人把批评等同于攻击。可是,批评分明不是攻击,不是诽谤,不是背叛,甚至不是批判。它们的区分如此鲜明,将之混为一谈,要么真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缺乏起码的分辨能力。前者属于道德问题,后者则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若我们多一点真正的学术培训,自然对准确把握概念的界线存有足够的警醒,这种错误应会减少很多。就此而言,做学问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现代社会人人应受的训练。

      (《南方周末》3.19 王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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