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电影

    大概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了北京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

    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的少年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

    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