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对于陈卿这样的年轻人,有人造词称其为“拆二代”。
以前耕地 现在收租
广州也有“拆二代”,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不少城中村告别了原有的耕种模式,开始过上了当包租公、包租婆的“翘脚数钱”生活。
在五羊新城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有时下午中介员工会给一个从门口进来、衣着不起眼、背着无纺布袋的老年妇女毕恭毕敬地倒上一杯水,再让她坐下休息一会。直到老太离去,老员工会告诉新员工,这个老太是附近的回迁猎德村村民,手上拥有十多套房源。
在位于广州中心城区越秀、海珠、天河的几个村子,除自住房屋外,他们中有的人家少则一两套房,多则十多套同时出租,租金月收入从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暴富遇烦恼
老樊(化名)是广州市中心某村的村民,堪称较早的“拆二代”。老樊感叹,是时代让该村的村民赶上了好时光。
然而,财富也带来了烦恼与问题。在该村,富裕的20年来,有人嗜赌,有人吸毒,有人把孩子送去国外留学没有学好,还是回到广州来啃老。也有的人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整日饮茶打麻将度日。村子里有些人家,因为坏习惯,已经开始缺钱。
而该村有些人家,开始面临财富如何从“拆一代”转给“拆二代”的问题。村民中,有的成立了家庭公共基金,有的请来了公证人员和律师,甚至有的家庭开了长达一年多的家族协调会,至今还没协商完。
不算富的“拆二代”
彪仔(化名)说:“拆二代不是个个都变有钱人的,比如我,哈哈。”
由于是散户居民,彪仔一家没有加入任何经济社,回迁也不涉及其他共有资产的经营或者分红,“就是搬走,领补贴,回来抽签选房子。”
彪仔几年前成为某房地产中介的一名售楼先生。对于“拆二代”这样的称呼,彪仔表示:“我也算吧,但我们没有暴富。”
对于新房,彪仔还是很满意:“在广州能有这样一套房子,已经很好了,不然何时能买得起一套房。”
(《广州日报》2.4 蚁畅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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