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重史。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不能忘记,把“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的黄巢,把屠川六十多万、“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的张献忠,把疯狂毁灭传统文化,对图书“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等人,描绘成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抬上农民起义英雄历史高位的时候,他的悲剧性早已注定。
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从黄帝开始数起,黄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们旧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十二万年之久。现在变作五千年,甚而有学者说,中国史应该从秦始皇算起,中国史只有两千年了。这些学者作史,延续的不过是五四文青的窠臼,随便抛弃了传统,轻视前人的学问,专门疑古,跟着外国人贬斥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所作的史,或许考证精详,罗列各种器物佐证,历史难道是冷冰冰的事件和数字吗?
且不谈国史,仅仅从民间的族谱史料来看,对比各地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几乎没有编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并延续了数千年。
现代学术研究,分工很细,尤其历史专业,更是划分得清清楚楚,当代学者们最多是研究一个朝代,比如吴晗是明史专家,洪钧是元史专家,阎崇年是清史专家。更细的还有专门研究某个人的。现在许多通史往往是很多学者在一起编纂。靠一个人难以独立完成,要写出中国通史,除非已经练就葵花宝典,成了司马迁的转世灵童。
(《深圳商报》2014.12.29 楚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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