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让中日“师生”易位

    魏源的《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盛赞它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枝芽，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的老树上。

    一百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依然感觉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

    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的时候，佐久间象山受魏源启发，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

    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完全得益于《海国图志》，就像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不能归罪于任何单一原因一样。但是，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境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出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今晚报》9.13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