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劝学类的文章很多,但我们不要简单地理解为读书就是努力加努力,一根筋到底。其实,很多劝学文章大有深意,我们理会得浅了,受益就会大打折扣。
在明朝开国大儒宋濂写给浙江东阳老乡马君则的《送东阳马生序》里,宋濂讲了自己冒着大雪,不顾衣衫单薄,长途跋涉去寻名师,解开读书时产生的疑惑的事。这是在熟悉文本后,解决如何提升知识的问题。我们忽略的往往是这个提升阶段。
从这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读书人的一种优良传统:自己寻找导师,或者说是游学。那时候的读书人未必要等着官方或者教育机构给你指定一个专门的导师,然后才能在其门下学习,而是在有相当知识储备的情况下,自己打起行囊,行遍千山万水去找导师解答疑惑,提升自己。这是一种相当自由的切磋知识、交流信息的传统。不看资历,没有人事制度障碍,没有地域概念,只看师生之间能不能无障碍地交流。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就是在这样机动灵活的交流中一层一层地上升和扩展,形成许多流派。
中国古代这种开放式的导师指导制度,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它不仅针对读书人,在两汉时期似乎也对一般人开放过。例如,不太读书的刘备,也曾经拿着打草鞋、织草席的收入,师从东汉名臣卢植。
所以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非是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准确描述。那些开放式的交流、切磋、质疑,从而提升、进步,才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精华。
(《广州日报》7.16 刘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