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发展之痛，进步之阶

    “大家制造的问题，为什么由我单独承担？”“欢迎建设，但请远离我家后院。”1980年，美国第一次用“邻避”这个词来描述美国人对化工垃圾的排斥和反抗。后来媒体和学界以此概括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必需的公共设施遭到选址社区排斥甚至引起群体抗议的现象，对应的英文短语是“NIMBY”（音译为“邻避”），也就是“别在我的后院中”（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

    随着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邻避运动在中国内地也成为一个突出现象，备受关注。综合分析就会发现，每一起邻避运动都是由情绪焦虑、权利高张、利益失衡等为代表的多重因素聚合所致。

    应该看到，每一次妥善应对邻避运动都释放了正能量，这是因为其间蕴含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不仅保障了每个具体的邻避设施所代表的看得见的公共利益，而且促进了更大的看不见的公共利益，那就是社会公平正义、民主科学决策、权利利益保障，等等。如何化解邻避困境？有三条特别关键：

    利益表达低成本。每一次具体的邻避运动，都是一次极端化的利益表达，公民、社会和地方政府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构建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当务之急。

    受损利益得到补偿。邻避设施牵涉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具有正当性。如果要两者兼顾，就需要探索建立公共补偿机制，让受损的少数人获得利益补偿，达到帕累托均衡，以保证公共利益遂行。

    形成缓冲隔离带。从进程上看，邻避运动都有一个从最初的个体原子化抗议，到通过社交媒体串联，再到寻求意见领袖、专业人士、社会组织支持的过程。要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缓冲空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缓冲隔离作用十分重要。要重视意见领袖、专业人士的引导作用。

    （《中国青年报》7.7 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