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日本天皇世袭制为何延续至今

    张建立在2014年第2期《日本研究》上说，日本家元是一个以家元为顶点、联结众多师傅与弟子的、类似军队组织的等级分明的庞大体系；家元有最高的权威；家元虽不是真正的家族制度，但它的构造以及运作原理却模拟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日本人无法依赖他的基本亲属集团来满足社会心理和谐的要求。反之，他得离开亲属集团而到我们称之为家元的虽更大但仍类似亲属的集团去取得。由于家元的境界并不受亲属限制，它比中国的族更具弹性，并有更大的空间做大幅扩展。在其最大的延伸中，天皇家好比包含全日本的巨型家元的本家。所以，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是对主人和天皇效忠，当有需要时，比人的和谐和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政客之所以热衷于臆造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并且这种历史观还能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信奉，与日本人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吴晓刚、张卓妮在201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上说，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大样本数据，比较同工不同酬问题和职业隔离等制度性障碍在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当地工人间的收入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当地工人的现象，主要可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而非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歧视。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工人职业隔离的重要原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把农民工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镇工人比较，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类型内的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工人低；在国有/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内，农民工的收入比相应的城镇工人的收入反而更高。这说明，要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改善城乡间教育机会失衡状况的同时，还要消除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准入障碍，保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均等。

    中国知识界缘何与法国大革命百年绝缘

    粟孟林在2014年第5期《求索》上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它迟迟未能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主要归因于晚清三个思想主体——士绅、新兴知识分子和新式商人的独特性。士绅阶层的超稳定结构和士绅对专制秩序的忠诚度，阻碍着“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播；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新兴知识分子难以引进现代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新式商人是晚清社会体制的利益攸关者或既得利益者，更不愿引入现代革命思想去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