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南洋的最后岁月

    1938年底，郁达夫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初，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撤离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

    他们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由于郁达夫精通日语，又会讲华语和印尼语，曾被迫担任日军翻译。

    因为汉奸告密，日军宣布投降前，得知郁达夫并非原旅居日本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虽然当时郁达夫已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由于他身份暴露后，在1944年夏拒绝了日本宪兵部声称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东京或上海的提议，日军在宣布投降后，害怕郁达夫用他那作家的笔锋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作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把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里与几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个印尼青年来家里把郁达夫叫出去，郁达夫走前说有点事出去一下就回来，当时还穿着睡衣、木屐。谁知一去便从此“失踪”了。当时正值郁达夫夫人怀胎十月，夫人既担忧又焦虑，至午夜时分肚子就开始阵痛，第二天凌晨郁达夫女儿降生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荒野中，也有人说是被推下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49岁。

    郁达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都体现了他一贯的鲜明主线——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张楚垠在1985年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到了几件事：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被迫的）到巴雅公务，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只好抱头鼠窜。还有一次，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郁达夫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而去。

    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羊城晚报》5.10 吕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