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佬身边的外国人

    海岚·里昂，被人称为张学良的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随从。但从之前公布的相关史料上，很难查阅到海岚·里昂其人。围着张学良的外国人不少，比如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

    在里昂旧藏里可以查到，西安事变当晚，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晚，朱利叶斯·巴尔致信里昂：“我现在去飞机场，王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士兵。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跟着我。”从口气中，可以看出巴尔的级别要比里昂高。

    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还能看到他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红颜知己——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2008年2月的一份《环球时报》曾载文称：“1930年，埃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见识了张学良的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可是张学良浑然不知，直到埃达即将告别时，她的女秘书才告诉张学良这些，并转达埃达的两句忠告：‘戒掉烟瘾，积极抗日。’”

    蒋介石身边也从来就不缺乏外籍顾问。担任蒋介石顾问时间较长的，是端纳，这是位1875年出生的澳大利亚人，1903年在香港《德臣报》做编辑。端纳在辛亥革命时为孙中山做外宣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其退位。直到担任张学良顾问，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陪伴张学良远赴欧洲考察。西安事变时，端纳在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斡旋，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之后又成功地发起禁烟运动，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谋划者，被外媒称为“中国棋局的幕后推手”。

    另一位担当中国高层顾问者的媒体人，是莫理循，这位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后裔，是正宗的医科生——1887年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然而，莫理循于1897年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且极力吹捧袁世凯。

    1912年，这位记者先生转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莫理循对早年的袁世凯堪称激赏。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一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但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在刊发莫理循电讯时，删掉了“革命”一词。在袁世凯称帝后，莫理循一再规劝他放弃君主立宪。然而，在回忆录中，莫理循又屡屡为袁世凯称帝寻找理由，认为当时如此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新民周刊》2014年第18期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