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第三次被捕
1920年10月4日傍晚,作为中共中央局成员之一的张国焘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像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按照惯例,张国焘每到陈家都从后门出入,直接走进去。可是当天晚上,当他敲开后门,发现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大汉。假称来收裁缝工钱的张国焘巧妙脱身后,判断出陈独秀家里一定出了事。经过一番探听,张国焘才知道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到他家里的几个客人,都在当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抓走了。
这是陈独秀第三次遭到逮捕。这一次跟以往不同,逮捕他的是上海租界的法国巡捕。和陈独秀一起被捕的除了其夫人高君曼之外,还有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立即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营救行动立即展开。北京、天津等地也给予高度关注。
对于营救陈独秀的情况,包惠僧回忆说:“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他保释出去了。马林为营救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花了许多钱请律师买铺保。陈独秀只关了两天。我们关了五天后也被保释出来,人放出来,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以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此处包惠僧回忆有误,应为五百银元,引者注)了事。”
从当时《时报》《申报》和《益世报》《大公报》的报道来看,陈独秀这次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编辑《新青年》”。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陈独秀与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马林有关,只因当时巡捕没有找到陈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过硬证据。
从10月4日被捕,到26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一千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这次被捕前前后后总共22天,陈独秀在狱中实际上只呆了两天时间。
到底是谁营救了陈独秀
对于营救陈独秀,周佛海认为“却很费事”,其他亲历者的说法也各不相同。到底如何费事的呢?包惠僧认为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顺利结案。李达回忆说:“为了设法营救,我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我记得张太雷同志,为此事专从北京赶来上海,我们曾电请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后来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将陈独秀释放了。”
胡适在当年10月6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自己出面营救陈独秀的事情。当他得知陈独秀被捕后,立即与蔡元培研究营救办法,认为法国驻上海领事“比较开通”,决定通电呼吁释放陈独秀。
1983年11月15日,著名画家刘海粟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谈陈独秀时也提及自己参与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当时,他在上海找到著名侠士、国民党左派人物李征五,求其出面找到法国巡捕房,保释了陈独秀。
到底是谁营救了陈独秀?这个问题从上述当事人中的回忆中或许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像第二次在北京被捕一样,陈独秀的第三次被捕再次震惊了中国政界和文化界,又掀起了一场营救风波。只是因为法租界警方在上述众多社会关系协调和名人说情之下,网开一面,两天内就保释了陈独秀,使得这场风波很快就得以平息。
同意与马林合作
陈独秀获释后,李达、包惠僧、张太雷、张国焘、周佛海等都来看望、祝贺。席间,张太雷转达了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显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他的特殊身份及受到租界各国警方的监视才是最大的原因。这也是陈独秀被捕与马林有关的一个佐证。
陈独秀获释后,一改过去拒绝会见马林的做法,同意与马林合作。
陈独秀为什么在出狱之后,马上愿意与马林和解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三次被捕入狱使陈独秀明白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革命的成功还必须借力行船,靠自己一个人单干、蛮干是不行的。但事实上,此后陈马之间的合作并非都十分愉快。
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或者说最高领导人,此时此刻的陈独秀最为尴尬的还是一个字——“穷”。一个没有经济力量支撑的政党谈何建设?谈何发展?第三次被捕让陈独秀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处境,开始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这或许正是他与马林和解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改变了陈独秀的某种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真正地回到现实中来。从此,他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工作。
(《中华读书报》5.21 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