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胡适的“院士公案”背后

    “钱穆对胡适一直有意见，直至去世，仍旧没有放下。”钱穆的弟子叶龙说。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两位大师胡适和钱穆，最初是北大同事，后来有了间隙，一生难以和解。横亘在二人中间的是什么？“院士公案”究竟谁是谁非？在两位大师都仙逝多年以后，叶龙终于有机会，讲出他知道的情况，以补史遗。

    有一个事实是，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直到1968年7月，胡适去世多年以后，“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八次院士会议，钱穆才接受提名，以接近全票当选院士。

    以钱穆的学养和声望，院士来得如此之迟，学界未免议论纷纭。在这一桩公案中，胡适的态度颇可玩味。因为胡适与钱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态度上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或明或暗的一些影响，多多少少延迟了钱穆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时间。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然而，学术分歧让二人越走越远。在中国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胡适是最有代表意义的、集破坏与建设于一身的一位大师。他认为，钱穆所持的中国本位文化立场蕴含着可怕的“危险因子”。钱穆则认为，“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全盘西化’造成了中国长久的隐患”。

    多年的自修苦学令钱穆的史观自成一家，他认为对古典文献的普遍怀疑会导致对上古历史的全盘否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其短必有其长，不能因为近代出现了种种病痛，就彻底否定其发展，甚至文化生命本身。

    （《深圳商报》4.30 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