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的最大困难是理念转型

    研究社会治理，首先是如何判断现状。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管理思路的改变。“管理、监督、培育、发展”，这八个字的顺序一直在变，从以管理为主体，到以培育为主体，不变的是主体责任。

    其次，中国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提出是从接触现代国家的成就开始的，所以一开始我们采取拿来主义，但是之后发现仅仅拿来并不够，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运行的背后是有良好的制度作支撑的，所以我们又开始制度学习。

    差不多近一个半世纪，基本上是制度变革的过程，但其实只是在不断重复一些事情，这不仅仅是由于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新制度往往是在旧制度中生长，会沿着旧制度的方向前进，会保留旧制度的特点，所以真正的制度革新，不可能靠一次性的革命就能实现，而需要背后理念的更新。现代中国面向未来的治理转型的最大困难就是理念转型，也就是搞清楚建设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是什么。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实现这些成绩，背后的理念基础就是个体正当性被确立，在西方，这种个体正当性的确立发生于17世纪之后。个体正当性被确立之后，社会的创造力就会大增。个人可以自由交换，市场经济就能发展；个人可以自我治理，就打破了从属性的被治理；个人认同打破了过去小团体的认同。如此一来，现代社会国家才具有扩展性，正是基于个体认同才能打破各种边际。在当前中国，有着所谓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根源上都在于我们尚没有完全建立起基于个人的国家认同，而是在团体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这些因素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因素。

    至于如何改革，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必然难以符合我们的愿望。

    （《社会科学报》4.10 贾西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