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与中国人的认知越是相似,就证明对中国的理解越是深刻,就越是优秀的汉学家。我从来都不这么看。
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能给我带来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
非常宝贵的是,正是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异质性,才构成了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发展进步的动力。反过来说,要是所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与认知都变得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反而就失去了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
此外,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有机部分,汉学著作已经构成了国内新一代学人的必读书籍,有些学者甚至以“汉学热”来形容。而对于它们的持久不断的阅读与消化,也持续地突显了“中国研究”本身的跨文化性质。
然而同样的,我们也一定要警惕这些作品的异质性和颠覆性。特别是,由于它们采取了“中国研究”的形式,并且讨论着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细部问题,其异质性和颠覆性就往往更加难以被人自觉地意识到。若不保持警惕,国内的汉学研究者往往会被国外汉学家的观念所同化,原来是以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却让别人的视角变成了自己的视角。
于是,在一方面,我们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开卷,都是在主动拥抱新异的知识。但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能盲目崇信这些新异的观念。要具备深厚的汉学史知识,从而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了解那些学术话语的来龙去脉,了解别人可以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以便同时看穿他们的“洞见”与“不见”。
(《人民日报》4.10 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