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学历证、驾驶证,各有效用,代表着人们的能力和权益。人们抱怨“人在证途”,并非希望所有的证件从生活中消失,不满的只是一些不必要的证件叠床架屋——比如,身份证能显示年龄信息,为什么还要个老年证?不满的是一些职能机构人为地制造出一些证件来——比如,有了社保卡,医保卡、公积金卡究竟为什么存在?更不满的,是程序繁琐、手续复杂的办证难。
证件多、办证难,背后是权力运行的问题。对于职能部门,办证是一种权力,每个证件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几个单位,可能有明面上的收费创收,也可能有暗地里的利益交换。这可是一些单位的“核心利益”。也正因此,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更容易产生“业务壁垒”,有意无意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各自为“证”,难以有效整合。
实际上,证件不仅对应权力,更对应权利。权力本身是为权利服务的,有关部门办理证件,落脚点应是方便管理、更好服务。如果为了证件背后的权力而不愿放手,显然是本末倒置,更会忽略了证件的服务功能,漠视了证件背后的权益保障。而现实也证明,管得过多过细过死往往管不好,以证“拴”人的僵化体制,不仅无益于权利保障,反会成为实现权利的绊脚石。理顺公众在证件问题上的心结,需要把权利排序在前。
“人在证途”的现象说明,在更大范围、更多层级上,还有很多政务需要简化、很多权力需要清理。以此为契机创新社会管理,让“有限证件”为群众“无限服务”,才能得到更多信任和支持。
(《人民日报》2.26 张志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