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官书制度
刘光裕在2014年第1期《济南大学学报》上说,孔子将六种官府典籍作为私学教材,结果演变为六种民间之书,这是古代对官书制度的首次重要叛离;孔子给弟子讲学开民间著述之先河,从而为结束官书制度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通过官书与汉以来书籍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子将经义“口授”弟子而不录为文字,以及经学传记经长期“师徒相传”后演变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的原因,都是受同一客观因素——官书影响制约的必然产物。
以官书制度为历史背景,考察孔子与官书制度之间存在的既接受又叛离、既继承又变革的复杂关系。以出版学观点诠释孔子所作所为,着重考察书籍尚未公众传播对文化活动的影响,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或可为重新认识诸子以至先秦学术提供一个新途径与新思路。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后现代研究
叶青春在2014年第1期《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上说,以后现代视角审视儒释道融合的哲学内因。一是在本体论上,儒释道反对实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共同特征奠定了儒释道三者之间乃至儒释道与其他宗教、文明融合的本体论前提。二是在方法论上,儒释道持守视角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共同特征奠定了儒释道三者之间乃至儒释道与其他宗教、文明融合的方法论前提。三是在价值论上儒释道崇尚差异、阐扬和谐的共同特征奠定了儒释道三者之间乃至儒释道与其他宗教、文明融合的价值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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