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小伙的中国“长征”

    潘亚当，24岁，在加拿大长大的纽约人，16岁时，潘亚当第一次到中国，8年后，他已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爱好中国革命史，喜欢研究红歌，甚至历时三个月长途跋涉，从红都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经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份，最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90余天，行程8000多公里，与当年几万名红军靠双脚爬雪山、过草地不同，潘亚当靠一台排量250CC的摩托车，完成了这次长征探考。

    因为长征路线上大部分仍然是农村，他得以有机会找到些时代对比。

    比如，在甘肃，他遇到过下来视察的车队。由于甘肃地型严峻，车队清一色的丰田霸道越野车，常常呼啸而过，留下漫天灰尘。“如今中国官员下乡时的排场，与当年红军长征时已有了天壤之别。”潘亚当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想法。他当时正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车队过后，吃饭的人都咳嗽起来。

    在重走长征的几个月里，他曾多次试想过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感受。真正到达延安后，潘亚当却有点失望。他见到了革命英雄纪念馆——规模最大和资源最丰富的红色纪念馆，除此之外，延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城市，交通混乱，市中心有几个肯德基和一个必胜客，到处都是工地和喇叭声，空气很浑浊，曾经流淌的延河已经基本干涸……

    一路下来，潘亚当的感受有些复杂。老人们通常赞赏他，“他们一般对我重走长征的原因没有多大的兴趣，对我在路上的一些发现似乎也没兴趣……只要听说我重走了这条路，他们就强烈认可，把我称为‘中国通’，甚至误认为我是共产党，类似于当年的白求恩或斯诺。”潘亚当这样写道。不过，当他想和老人们探讨些更具体的事实时，才发现老人们其实并不了解细节，他们只是“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我的这项任务”。

    然而在这些普遍的向往与赞赏背后，潘亚当一路所见的长征遗迹或博物馆，游人并不多。

    在毛泽东写《长征谣》的六盘山山顶上，他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不过里面一共只有3个游客，一个老年退役军人和他的孙女，以及潘亚当。但那个孙女却一直是漫不经心地，始终挂着耳机。

    他说，有的年轻人听了他的想法后，会觉得“这个美国人精神不太正常”，这些年轻人，既包括西部小镇上的，也包括从东部大城市开车自驾去西藏的“驴友”。

    意义当然只能是因人而异的。潘亚当觉得，他看到了与千城一律的沿海城市不同的世界，西部地区几乎千村千样，既有更大的贫富差距，也有更丰富的中国文化。“就拿饮食来说，越往北，面食做得越正宗，这也说明我离终点越来越近。”潘亚当说他最爱吃陕西的面，一大碗只要三五块钱，再浇上红艳艳的辣子，呼噜噜吃下肚，“爽死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6期 刘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