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内刊如何为中央当“耳目”

    收听“敌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西方的封锁下，中国不能直接订阅英美报刊，信息来源只有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材料和向香港的剪报公司订购的专题剪报资料。

    “新华社提供的国际动态信息很有限，香港剪报公司寄来的剪报，零碎芜杂，很不及时，而且价格不菲。”后任外交部新闻司三处副处长的宋以敏说。

    于是，时任新闻司司长龚澎组织人员收听西方国家电台，并创办了《快报》和《临时通报》。

    彼时，中国的通讯设施非常落后，龚澎设法搞到了一台从国民党处缴获的美军电台。从1950年底开始，新闻司英语听力最好的陈辉和黄星就24小时轮班守在电台前，收听美国之音、BBC等台，捕捉朝鲜战事的消息，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译好的稿子，编成《快报》，赶在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分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办公厅等。

    东柏林站点

    然而，仅仅通过收听广播收集信息远远不够。第二年，龚澎想出利用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条件，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内设立一个站点，处理设置在西柏林的信箱所收到的当天的报刊。

    1951年秋，宋以敏跟随时任新闻司三科科长孙方飞赴东柏林的外交使团驻地。每天一早，使团的司机会开车到西柏林，收取所订阅的当天出版的二十来种英美报刊。报刊一到，孙方和宋以敏就开始快速阅读。朝鲜战场情况、各国围绕朝鲜战争的政治博弈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傍晚时分，宋以敏会去电报局，把摘编好的英文信息发回国内。这已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快渠道。

    “一定要反映，哪怕很反动”

    朝鲜战争结束后，《快报》完成其使命停刊了。《临时通报》则继续出（1957年反右斗争后改名《新情况》，出版至今）。

    当时，西方的电台和报刊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质疑和抨击。龚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反映情况时不要有任何顾忌。宋以敏说，“但是，用什么方式反映，很有讲究。”

    1973年，《新情况》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发表在《新情况》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点名批评外交部，认为这篇文章只写了美苏勾结，没写双方的争斗：“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这事并未到此为止。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江青等人指责周恩来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此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国门渐渐打开，《新情况》回归外交部内刊的定位，不再承担中央“耳目”的特殊功能。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2期 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