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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杨斌:一颗心在公诉,一颗心在宽恕

    《 文摘报 》( 2013年10月12日   06 版)
    周模英(左)和杨斌相拥在一起痛哭

        两双男人的大手紧紧相握。一双手的主人是位大伯,重复着自己“教子无方”;另一双手的主人很年轻,表情凝重:“我希望您儿子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见面。年轻人高璟的弟弟,被三名同样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杀害,而大伯的儿子,就是凶手之一。

        见面时,高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因为杨检才同意这次见面的。”

        杨检,即广州市检察院女检察官杨斌。在她的劝说下,一度被复仇占据头脑的高璟,终于愿意与不共戴天的“仇家”见面,接受调解。

        这也是杨斌发起的“天祥关爱”计划的内容之一。这是国内第一个人道救助刑事案件当事人(包括被害方和被告方)的慈善项目。杨斌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修复刑事案件当事双方的创伤,唤醒人性,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最终推动中国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形成。

        事实上,在杨斌正式接办刑事案件之初,她是院里有名的“最无情的人”。年轻的她视坏人为妖魔,面对时总是充满鄙夷和愤怒,这就是她那时理解的“正义”。

        2005年,江西农民工妻子周模英将生病的女儿溺死,由杨斌负责公诉。提审前,杨斌想好了要骂周模英一顿,没想到,她见到了一个“沿着墙根走,像老鼠一样畏缩”的女人。几次提审下来,杨斌开始同情周模英。她去了周家,看到了懦弱的丈夫、无人照顾的儿子和濒临破败的家庭,开始体会一个女人支撑大家庭的艰辛,以及渴望爱与帮助时无法得到的绝望。

        检察机关的庭审公诉词通常是三段论,没有情感和个性,最常用“罪大恶极”——哪怕只抢了300块。但在周模英案的庭审现场,杨斌却发表了一份特别的公诉词:“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和命运。”

        周模英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改判为6年。服刑期间,杨斌不时与她在狱中见面,把她的孩子接到家里住,还去了她的家乡,帮助解决孩子入学、住房等问题。

        周模英后,杨斌的工作发生了改变,她开始崇尚“有温度的法律”。杨斌常说的一句话是,12年的检察官经历中,看到太多“底层的人们相互戕害”。涉案双方当事人大多出身农村,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因土地被征或打工养家来到城市,经济上困窘,精神上失衡,大城市的冷落与无助,在他们心中逐渐积聚起怨气与仇恨,一个微小的事件就可能使其沦为被告人或被害者。比如:农民工与卖淫女,为了几十块嫖资起冲突;招聘会人太多,两人身体碰了一下,便大打出手……

        “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更弱者欺凌动物,毁坏公物,这种社会生态链,根源来自何处?很多时候,一个‘老实人’、一个‘不够坏’的人,才会在案发后被逮住,而真正的恶却逍遥法外”。

        她希望,“天祥关爱”有可能带给底层人民一些希望,消解人们心中的仇恨。

        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来,说老婆跑了,请杨斌帮忙找人收养两个孩子,他去报仇。杨斌挂上电话,就汇了2000块钱给他。朋友们都说这是骗子,但杨斌很肯定地说,“一个人要怎样绝望,才有勇气向千里之外的一个虚幻的希望求助。”这个陌生男子没让杨斌失望。他后来到了广州,找了份保安的工作,独自照顾孩子。

        3个月来,“天祥关爱”共完成了6个捐助案例。杨斌的计划是,今后,每一位证明需要救助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只要向“天祥关爱”申请,便可获得3000元救助;她还会继续寻找有代表意义的个案,进行额度不同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援助。“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救赎。我们有太多暴力,戾气和仇恨,却太少谅解、宽恕和救赎”。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6期 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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