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误读了“全民阅读”立法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来消息，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将在年底形成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要探讨阅读立法是否可行，首先要搞清楚这项立法的意图。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阅读立法是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呼应。目前国家在公共阅读资源上的投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以立法的方式，将增加阅读资源上升为国家意志，或是必要之举。事实上，依靠类似的立法推动阅读，在韩国、美国等国家都有先例，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另一方面，阅读入法更多的是强调政府为保障国民阅读的权利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国民不阅读就会受到何种惩罚。如怎样解决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的问题，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条件等，都有望从制度上得以解决。

　　其实，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等等。这与有人所想象的“强制性条款”显然存在较大出入。

　　读书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法律只是为了更好地兑现公民应该享有的文化权利，为读书创造条件，它是为全民阅读服务，而不是强行控制阅读行为。现在全民阅读入法招致不少人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是“法律绑架和强制”“看上去很美”和“搞笑”等等，不能不说这是对全民阅读立法的误读。

　　（《工人日报》9.14 吴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