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的“古事今情”说

    关于诗中用典之是非优劣，至今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对于用典的好处，以陈寅恪“古典今事”之说最为令人信服。关于陈寅恪此说的学术渊源，有学者曾经指出得益于两部著作，一为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一为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然笔者在翻检陈三立诗文时发现，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的“古事今情”说也许对陈寅恪提出此说具有最直接的启发作用。

    陈三立“古事今情”说既有承继宋诗派“以学问为诗”的成分，又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情”运典，克服了宋诗派理多情寡的弊端，也使典故与诗人当下的感情熔为一炉，不至于流为机械的“抄古人书”。这与陈寅恪“古典今事”所强调的观点异曲同工。陈寅恪认为，用典之妙在于能融会古今异同，达到文学的最高境界，解诗人……要持一种同情和了解的态度，其感情的投入将有利于更好地挖掘诗歌的内涵。

    陈三立本人在诗歌中很好地实践了“古事今情”之说，诗中所用典故，大部分都是“古事今情”的融合。如陈三立经常用的“深杯”之典，出自杜甫《乐游园歌》中“百罚深杯亦不辞”句，结合该诗，可知“深杯”承载着杜甫年岁渐高却不被朝廷重用而自伤自怜的情绪，陈三立用此典故将叹杜与怜己融合起来，更觉意味深长。用典既能切合当时情事，在有限的字句中浓缩进丰富的内涵，又有情感叠加的艺术效果。

    陈寅恪对其父的诗集非常熟稔，经常化用其中典故。吴宓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就曾指出，陈寅恪诗中“迂叟”“妒道真”“生逢尧舜”“妖腰乱领”诸典远则各有所承，近则皆出自陈三立诗句。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陈寅恪咏海棠诗与陈三立咏海棠诗之间的传承创新关系，可见陈三立在诗歌方面对陈寅恪的影响之深。

    陈寅恪的“古典今事”与陈三立的“古事今情”都肯定用典的作用，且都注重感情的投入，以此来消除宋诗派在用典时常见的生搬硬套、卖弄学问、寡情无味的弊端，同时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凝练隽永、含蓄蕴藉的美学风格，对抗现代新诗由于急于与古典诗歌割裂而造成的粗鄙化倾向，恢复人们对于诗歌的审美感觉。究其根源，都源自对古典诗教观的认同和对雅文化的固守，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诗歌问题上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9．6 孔令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