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到雷蒙·阿隆(1905~1983),十有八九的人会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非常值得庆幸,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在他看来,20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而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之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作出解释。
阿隆在1954年写下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引发西方知识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如果说许多左翼思想家是抱着一些惋惜之情来谈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渐消失,阿隆却由衷地欢迎这个时代的到来。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2期 冯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