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如何突围

    一项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处在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在众人眼中，他们是地位高、收入高、学历高的三高人群，为什么自我定位会与公众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生活重负和学术困境的双重压力下，顶着“学术民工”称呼的他们该如何突围？

    青年教师为何压力大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主持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中，受访的青年教师中，72.3%认为自己“压力大”。他们都把自己称为投入多、收获少的“工蜂”。

    高校教师面临教学与科研考核双重压力。教学任务繁重，但考核以科研为主，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但在官僚化与行政化的学术江湖，科研经费与学术资源多向学术权贵靠拢，青年教师很难独立申请。

    廉思的调查中，近3年，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

    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2年《北京社会发展报告》称，在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中“教授2010年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副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最低者只有2.8万元；讲师最低者只有2.2万元。”

    重压下的三条出路

    高校青年教师中的很多人不仅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在学校中职称评定、课题申报方面碰到的各种利益冲突与困扰，学术腐败对传统道德和学术精神的冲击，也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心俱疲，容易出现心理危机。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重重压力下迅速产生分化。一部分人不堪忍受压力，干脆脱离体制，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面对现实，主动转型迎合体制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放弃学术理想，在课题与项目间乐此不疲，可谓体制内的“成功者”。其余则主动边缘化，既不激烈对抗，也不主动迎合，只是达到学校考核的最低要求，留在高校体制内，但保证自身的精神自由与学术兴趣。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更为消极，安贫乐道，知易行难。如此三者，似乎都不是理想中的突围之道。

    大学是孕育学术理想的地方，青年学者更是未来学术的希望。只有改变高校数字化考核的急功近利之风，刹住学术GDP大跃进之风，从制度变革上来进行纠偏，才能够挽救中国学术的未来。

    改变评估体系实现减负

    如何给高校中的青年教师减压？其一，晋升职称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其二，晋升职称时的考核不能只看论文和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如何也应该纳入考核体系，让学生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三，最根本的则是大学取消官僚化行政化，让高校有自己的自主权。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困境已引起广泛关注。2012年“两会”期间，30位委员联名提案，为改善高校青年教师困境建言。首先需要适当提高高校教师待遇，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减轻青年教师的心理压力。三是打击学术腐败，学术资源分配的官僚化、重职称、重个别高校等情况急需改变。四是提高高校教师社会地位。

    （《广州日报》7.2 谭敏 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