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可对侵略国的战犯自行审判。
关押在我国的日本战犯共1000多人,初到管理所时,个个骄横狂妄。他们拒绝看报纸,不听广播,以示对抗。他们还扬言伙食太差,把米饭倒入厕所和垃圾箱内。
日本战犯们公然否认自己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并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称“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为了加速对战犯的思想改造,管理所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同时还组织战犯到沈阳、抚顺、上海等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等。在参观中,战犯们感受最深的是东北经济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日本投降时,日寇对鞍钢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炸毁高炉设备、烧毁设备材料……他们认为要想恢复生产是难上加难。
他们来到长春,在731细菌部队100炼人炉残迹前,当场表示悔罪,并脱帽向死难者哀悼。在抚顺煤矿俱乐部,当年“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向战犯们控诉惨案的详情,促进了战犯们良心的觉醒。许多战犯表示,不能想象自己身为战犯,还能允许到各地参观,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使他们既悔恨又感动。
在生活方面,管理所改善战犯居住条件,每周洗一次澡,每月理一次发。一日三餐,每餐有肉有新鲜蔬菜。而我们工作人员每日只能吃两餐,只有高粱米和窝窝头。
战犯对监管人员的感激使他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放松,并主动反省自己的罪行。
1956年6月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是痛哭流涕地躹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此情此景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鉴于中日关系将来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的悔罪表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本战犯从宽处理,一个不杀,最终只对45名战犯判刑。
1956年至1964年,在押的近千名战犯除一人病死外,其余被分批释放回国。
许多战犯回国后,以个人经历劝诫民众反对战争。“归还者”们曾六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藤田茂率团访华就有四次,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不少人把自己的罪行写成书,如《侵略》《天皇的军队》《从中国归来的战犯》等几十本著作,这些书籍的出版震惊了日本社会。
(《北京青年报》6.21 曹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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