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发现了“中国悖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和宪政,甚至还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30年超常增长。如果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奇迹既无法解释,也不可持续。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了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开始反思和修改其价值观。
近代知识体系、价值体系都是西方领先世界后的经验总结,西方把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几百年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必然的,甚至包装为具有天然合法性,长期迷惑了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们。
中国经济30年的超常增长,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研究样本,这些学科有可能突破西方现有的知识体系,可至今并无突出作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受西方影响较多,削足适履,至今还未提出系统性学说,以至于常在一些西方原生概念上徘徊,使得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论、中国不确定性、中国例外论泛滥于世。一些人公开宣称中国只是经济崛起、物质崛起,忽略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势,急于将中国融入西方价值体系。
揭开中国超常发展和制度创新之谜,离不开对文明动力的分析。中国是文明古国,治国理政经验源远流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厚积薄发。许多中华原生文明价值正在逐渐显示出新的时代优势:如生产方式提倡不涸泽而渔、消费方式提倡量入为出、生活方式提倡简朴自然、思维方式倡导“致中和”,在资源无约束、拼技术和效率的达尔文式全球化竞争中,这些价值曾被视作导致中国落伍的根源,但在以可持续发展为要旨的全球化新时代,这些价值观恰恰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我们应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并为人类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人民日报》6.18 王义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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