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本分

    一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而且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坚持自己思考、说话的权利，也尊重别人思考、说话的权利。

    在我看来，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一个自我质疑的精神，还要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一点：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国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质疑，还要认清自我的限度。

    谁也没有权力垄断真理，我们所要做、能做的，只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此外，我们讲各种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因此才要相互辩驳。

    二

    当社会失去了理想，个人没有信仰时，支配人们行动的，一个是个人利益，另一个就是爱国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起劲地鼓吹以国家主义为内核与实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一个联盟。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各个国家在面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时，都会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

    坦白地说，面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我是感到相当困惑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能没有我的民族感情，民族立场。尽管我对中国的国内问题有尖锐的批判，但批之严，正是爱之切。而有些讳疾忌医的自命的爱国主义者，恐怕正是鲁迅说的“爱亡国者”。

    我写了一篇《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其中就梳理了鲁迅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深刻的思考，在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应该看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真要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能只喊口号，还应该做学理的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是责无旁贷的。

    三

    今天，恐怕是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没有时间和精神、心情来读书与思考了。这不仅有政治、学术、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自身的责任，许多人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逐渐乐此不疲，最后离开这样的生存状态，反而不知怎么活了。这样也就彻底地异化了。

    所谓“异化”，就是放弃、背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本性。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这都非常重要，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职责不可忽略，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思考、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即使在现实层面，需要我们回应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应精神危机所提出的精神问题，进行精神的建设。

    应该看到，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性的变革的转机：我们正可以抓住现行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机会，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进行更高层面的全面反思。这样的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不是立足于某种文明的衰落论或崛起论，而是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各种文明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矛盾与危机。这就需要从今天的新的高度，进行深入的重新思考与研究。（《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1期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