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希望,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喜剧和悲剧,不再成为高层好人“关心”的结果。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读报,有人回忆孙道临先生,附有一张先生伉俪的合影,下有说明文字:在×××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像针扎了一下,疼。
前几年去波兰访问,有一位华裔波兰女作家热情地接待我。她也有一个“在×××关心下喜结良缘”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里读书,爱上了来中国的波兰留学生。在大学谈恋爱,又是与外国留学生,她惹了大麻烦。这件事被×××知道了,亲自过问批准,于是她与那位波兰留学生结婚并到了波兰。
两个故事都是由一位领导过问后“喜结良缘”。这两件婚姻,一件是名人的,一件是和外国留学生的。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呢?当《婚姻法》之外,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守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如“组织上考虑”、“政审不够条件”、“家庭出身”、“历史问题”、“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在那个年代让多少有情人阻在了登记处的门外?而作为大多数的他们都无法承接×××关心和恩惠。
“在×××关心下,王文娟和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一是领导“关心”,二是“终于”。这句解说词,认真读来,有点字字泪的感觉。本来一个街道婚姻登记处就能承办的事情,却要领导“关心”,才能“终于”有个结果。
读回忆文章,读到这样的句子,让人唏嘘:“他的问题,在×××的关心和过问下,长达××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在他死后××年,在××关心下得以恢复名誉,举行追悼大会……”
读这样的文章,会唤起我的记忆。我的母亲,一个东北大富商的女儿,不愿当亡国奴,投奔抗日阵营,辗转到了延安。随后,左倾路线下被开除出党,又被下放到大凉山。我也从省城到了偏僻山区与母亲做伴。在那些阴沉岁月里,有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母亲不断地写检讨、写思想改造报告。一边写这些东西,一边喃喃地对我说,我都是为你啊,你要有你的前途,你还小。另一方面,母亲悄悄地把各种申诉材料,找老朋友老领导递给上面的“首长”。
在母亲被开除党籍28年后,她的申诉材料得到一位高层好人的批示,恢复了她的党籍和“红军待遇”。我一直都很感谢在我母亲申诉书上批示的首长,认为他是好人。
只是希望,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喜剧和悲剧,不再成为高层好人“关心”的结果。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广州日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