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偏至”

    “至”是极致、极端；“偏”是“偏离”、“偏颇”。“偏至”的意思：极端行为虽然就某一方面来说是“极致”，却必然在其他方面“有偏于道”，所以不足为训。 

    冯友兰《新世训》中谈到“偏至”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吕氏春秋》有载，齐国的两个侠士在一起喝酒，有酒无肴，此二人说：吾二人身皆有肉，何必再求肴。于是各割其身之肉，烤熟了就请另一人吃，酒毕，两人皆死。冯友兰认为，此二侠士所为，专就“朋友之义”而言，可谓“仁至义尽”，他们的行为是“至”；但此二人既活在世间，尚有其他方面应做之事，当负之责任。就这些“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偏”，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不可为法，也不可为训。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缺乏对抗“偏至”的思想资源。一些“偏至”行为打着“仁义”的招牌，孔夫子对此就表现了可贵的警惕。他一直强调做事情的分寸，强调“过犹不及”。《论语》中，孔子明确否定了“以德报怨”的极端之“仁”与“其父攮羊，其子证之（父亲偷了羊，儿子去检举）”的极端之“义”，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及“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走极端的“偏至”行为无代无之，然据我观察，近几十年，“偏至”的社会心理复燃。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时代。而理性无非是这样一些常识：“苗”比“草”好；火车“正点”比“晚点”好……然走极端的“偏至”流毒远未肃清。借“爱国”砸车打人，侵害同胞财物和身体。这已涉嫌违法，可谓极“偏”。少数人“偏至”行为不仅无助于“爱国”，反使“爱国”一词被污名化。

    （《北京日报》2.28 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