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当摒弃“杀富济贫”

    当前的收入分配失衡，本质上源自一些领域内公权与市场的行权边界失范和失序，最终需要的是权力与市场的行权边界明晰化，权力需要被有效地规制在制度笼子中，而避免直接介入市场运作，以及主导和影响资源配置，最终促使市场能够得以自我修复。

    以初次分配为例，其分配失衡既具有一定合理性又具有一定失序性。其合理性是由于不同市场主体的能力、竞争效率不相等，在市场竞争逐利下自然会有收入差距之别。而其失范和失序性则源自初次分配中，经济社会资源既受市场竞争的内生指向，更受一些权力的影响，且往往能攀附到权力的市场主体，更易击败单纯的市场竞争主体，即市场主体在初次分配中存在机会不公平和程序不正义等问题。人们对初次分配失衡的抱怨，并非是不均，而是市场机会不公平和程序缺正义问题。

    同时，通过税收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也需慎重。征税的本质是纳税人以缴税为代价获取政府公共服务，尽管累进税制具有调节收入的特征，但一旦其边际税率定得过高，将压制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即若政府的边际税率与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收入达到临界点，用税收等的抽肥补瘦将影响高收入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令一些企业和高收入投资意愿下降，甚至投资移民等，财政收入也将在高边际税率下呈下降态势。

    由此可见，初次分配环节，政府当需回归到公共服务、外部性治理和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以护航市场主体的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同时完善劳动者集体议价机制和自组织能力，使劳资双方的市场博弈更具对称性。就二次分配而言，政府需基于从初次分配中获取的财政收入，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基础性社会保障，满足全社会成员最低生活水平。最后，收入分配改革还应倚重社会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以通过社会自发的慈善活动，内生地提高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开征遗产与赠予税等避免社会出现代际不公。

    （《21世纪经济报道》2.26 刘晓忠）